闻潜教授（1930-2008年），是我国老一代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我的博士导师。
虽然读书时他的传说就听过不少，但第一次见到闻老师，还是在他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答辩现场，我也是同届毕业，去看名场面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方棫教授。这是1993年的2月。
答辩毕，满头银发的闻老师微笑着对他的研究生（姓郭，后来当过某自治地方首府的副市长）说，你不是想读博士吗，那你可以争取考到刘老师那去，他就是博导（博士生指导教师）。
博导，对我们可是个新奇的存在。别说博导，连博士，就我来说只认得一个，是北京理工大学爆破专业的，同宿舍人的中学同学，还是免推的。
中央财经大学（简称 中财）现在的名气很大，高考难度在全国排15到20名之间。但那个时候，学校还没有博士（授权）点，硕士毕业想继续读书，只能去其他单位。
学校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设学科评议组）争取博士点的努力已进行数年，申请的专业总不外中财的老家底：财政、金融和会计。但都没有成功。我想是因为较其他单位，中财上报的导师候选人学术水平并不突出。
学校（以前叫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此前基本是一所教学为主的大学，教师中也不乏名师但实事求是地说，学术上有较高造诣，在全国有学术影响的太少。教师的专长大都是对实际财政金融会计等财经实务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理论层面相对欠缺。比如一个在当时还算年轻的副教授对我说，好多老师教了这么多年财政，连公共物品概念都没听说过。这也影响了学生的偏好。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局限。
那时，学校还属于财政部（后为教育部直属）管理，财政部有五所学校（1988年左右，增加了第六所山东财政学院。就是现在山东财经大学前身的一部分，在济南舜耕路。我差点去那任教）。其中上海财经大学（上财），东北财经大学（东财），中南财经大学（后与中南政法学院合并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都有博士点而且不止一个，而本校地处北京，学术中心地带，没有博士点怎么说也有点不好意思。
一级一级学生中，也流传着学校是一流的学生，二流的师资，三楼的管理的口头禅。当然这也适合不少其他学校，但在中财是相对更突出的。新生一到校，马上会对狭窄的校园感到失望。确实学校太小了，还不如一些中学面积大。当然后来有了沙河校区，就鸟枪换炮了。如果学科建设再不努力，学生的失望情绪一定更甚。
抱怨归抱怨，大家都有集体荣誉感，内外有别。特别是毕业了也就无所谓了，有的就只是感激学校的培养。感情是时间的函数，一呆好几年，自然就有感情，就本能护短，只许自己抱怨，别人说，就得怼回去。须知，这正是一些单位不思进取的因由之一。
如果说早些年没特别在乎，随着差距拉大，以及学校社会名义日隆而学生疑惑（我这么高分考进来，你连博士生都不招）跟着增加，现在是肯定感觉到压力了。
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思想，如果只搞教学，无像样的科研成果以及学术领军人物。对于一所名校或者有理想的大学来说，不是名誉的事。
当然，现在一味强调科研，对教学太过忽视的风气，也绝不是正常的。就是哈佛大学，也是重视是教学的，比如教授虽是终身制。但前提是能站到讲台上给学生上课。因为科研有私人事务的特征，可以为自己扬名立万。而教学则纯然公共事务。
在极少数有学术功力且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老师最中，最突出的当属闻老师。于是，也是在1993年，学校可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经济管理专业（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以后又叫国民经济学）的闻老师和另一位老师，报了上去，结果顺利通过。我想要是不依着惯性思维，前几年把他们报上去，学校早就有博士点了。
这是学校学科发展历史上最大的突破。闻老师于是成为中央财经大学第一个博士点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他那时已经63岁，该退休了，他也做好了过退休生活的充分准备。这个大消息传来后，他专门找了书法家朋友，把《大林寺桃花》 写了、裱好，挂在客厅。
人间四月芳菲尽，
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
不知转入此中来。
白居易的这首诗真的太应景了，是他心路历程的最佳写照。他找的好。
其实，有较高文学修养的闻老师还有个梦想，写一本小说，可惜终未能如愿。
这是闻老师的高光时刻，也是实至名归。
学校自然也很高兴，记得在专家宾馆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给闻老师戴上了红花。我在拥挤的人群后，看到的是他淡淡甚至有些腼腆的模样，他谦虚地讲了几句话。学生们呢也是与有荣焉，扬眉吐气的感觉。
闻老师此前已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领域顶级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发表过好几篇大块头论文。这就是我说他是学校学术功力最深厚的老师的依据之一。
要知道，那时节，即使评正教授，几篇报纸论文，一般刊物的几篇对经济工作，如财政金融会计实务或者政策的解读，就够格了。所以，闻老师，真正是鹤立鸡群的。
我硕士毕业就留校当老师，那时，有硕士学位的老师就不太多，博士全校更是不超过五个。但我早就羡慕，而想读个博士了。
曾经去其他单位试图联系导师，准备考博士的。不同于别的所谓硬学科，考经济类博士生，其时在各行业已经蔚然，那时也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各路优秀人才都跃跃欲试，实际上他们是我的竞争对手。
我就是个年轻的讲师，也没过硬的论文，根本入不了导师法眼，可能需要在后边排几年队，俗称当分母。我只有暗自神伤。
悻悻之际， 突然想，要不考考闻老师的博士试试？但我认得他，人家不认得我啊。还有闻老师一定也有自己属意的人。实际上，我也没有接触闻老师的机会，又不好意思就找上门去。从小我胆子就挺小的。
无巧不成书。
有一天，下课后，猛然发现，隔壁就是闻老师上课呢。他也刚刚下课，正和学生低声讨论问题。我就在楼道等他出来。
他走路很快，我正紧张犹豫如何说出口的功夫，他已经离开教室走了一段路了。我就追了过去，鼓起十分勇气做了自我介绍，他安静地听完，说，那你写个东西。介绍一下自己的研究情况，送到我二楼的办公室。
博士点下来后，学校专门给两位导师在教学楼的二层东北角，装修了一间小教室，还特意安了空调。那时的校长是王柯敬教授，他尽力想为博士点争取必要的硬件支持。这些我们都看在眼里。
中央财经大学就是在王柯敬教授为校长那一届班子开始有更大视野，重视学术，而又在王广谦教授作校长时期形成比较整齐的学术队伍的，特别是一大批有学术能力的青年教师的集中迅速加盟，才有学校如今的局面。我要特别说一下，王广谦校长的平易近人和胸中丘壑，是一般领导干部难以企及的，所以在学术界，在校内外，均有口皆碑。他对学校的贡献是空前的。
我个人认为，目前的中财在财经院校（不止是原财政部部属学校，而是所有此类高校）的学术地位是前三名，和上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不大能分出伯仲。
于是，几年后，学校就有了好几个博士点。当博导就容易了，学校或者学院就可以批准，成了教授的一份普通事务。但吃水不能忘记挖井人的辛苦，没有闻老师他们在前面开路，进步不会这么快。
可能有人知道，一代经济学大师陈岱孙曾经担任过中央财经学院代理院长。中央财经学院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经济系科组成的，它占用了中财前身中央税务学校（或中央财政学院）的校园，但这个中央财经学院成立一年左右就解散了。严格说和中财没有承继关系。
话说回来。
在忐忑地等待中，闻老师回电话说，我的文笔还不错，而且说东西思路很清楚，还是有潜力的。可以试试看。
我就立即准备考试。考试是在学校行政楼，就是现在对着旧校门的那个楼的一层进行的。记得那天正施工，噪音不小。结果我的成绩还是不错的。我是那一年（1995年）闻老师录取的唯一的学生。而我知道，他的选择还有很多，他大概喜欢想踏实读书做科研的人吧。
第一年他亲自给我上课，就在二层的那个办公室兼教室。他摊开讲义，娓娓道来。间或会停下来听下我的理解，每次课都留有讨论的空档。一年耳提面命，我增进了两个本事，一个是分析问题的方法，一个是写作的技巧。
他讲课的内容，就是他的思路，这提升了我的分析技能。
闻老师有个习惯，每天都写东西，手写，不用电脑。有时我会把他的稿子打出来。他写东西，似乎很少改动。我曾经仔细品味过他的写作方式，有些心得。
当时没有记笔记是个遗憾，我的一个侯姓师弟，就是有心人。他把听课的部分内容写成了一篇大文章，发表后影响不小。
其他老师也讲课，都是各个系（学院）最有名的教授。
英语课老师，是外国专家局聘请的，我还记得是一位来自美国得克萨斯州，叫Eva Johnson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美国时是中学老师，很敬业。和我一起上英语课的有另一位导师的赵姓学生，他在发改委当处长，北大本科毕业，口语特别好，不怎么上课，后来他一路上升，去某省当了厅长和市委书记。还有一位，也是本科毕业就考上的，在财政部工作，后来去南方某地作了副市长。因为英语是公共课，大家一起上。
除了上课，闻老师还特意安排我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以增广见闻。
1995年12月，我代他去长沙参加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当然我也写了论文并入选了。会议安排在潇湘宾馆，我没有住。因为太贵了没法报销，和铁道部党校的一个老师在一家小旅馆合住，记得他手头还拎着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国社科院吴敬琏研究员在会上讲了话，还表扬了他对产权概念的准确理解。
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也参会了，他是闻老师研究生同学、关系很亲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以后又见到多次，他还评议过我的论文。
在长沙参观了马王堆、岳麓书院。文学湘军的旗手唐浩明，还赠了我一套《杨度》。
学校以外的世界很精彩，象牙塔里的人，心却必须静。闻老师常说，要学习历史学家范文澜，坐得冷板凳，吃得冷猪肉。
还有一次，是陪闻老师去辽宁的辽阳，参加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年会。坐火车去的，中国社科院的项启源研究员，刘方棫教授亦同行。一路上大家聊天，十分融洽。刘老师也带了他的一个博士生。记得会上刘国光教授做了主题报告，讲为何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这次会议上，我当选为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理事，算是踏进了学术圈。刘方棫教授当选新一任会长。
闻老师也带我去参加过外校的博士论文答辩，让我对博士论文写作和答辩有个感性认识。有一次是去北京大学。张友仁教授也在坐，张教授是厉以宁的本科论文导师和林毅夫（林正谊）的硕士导师。
读了几个月博士生，我就写了两篇还算有模有样的学术论文。
闻老师一直说， 要研究中国这块黄土地上的经济规律，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做出贡献。这个信念从他五十年代初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就萌发了。
他读研究生时指导老师是苏联专家，他们那一代学者受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很深。但他从不拘泥于此，而多次跟我说过，西方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还是要懂的。
闻老师的学术成果是系统性的，这是成为学术大家的模式。早在1986年他就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研究-复合经济论》，那个时候计划经济在观念和实践中是绝对的主流，能提出这个想法难能可贵，需要较高的理论造诣和勇气。
后来他又出版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管理均衡论》，也借鉴了现代经济学的某些范式。然后又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通论》，《中国经济运行-层次分析》，和《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分析》等著作问世。
《中国经济运行》系列出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举办学术研讨会，几十位国内经济学家与会，对其学术探索和价值给予充分肯定。我还记得刘伟教授（时任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后接替著名经济学家晏智杰教授担任院长，以及北大常务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我在博士后期间，晏智杰院长是我的合作导师，也与刘伟教授有较多的接触.）做了专门发言。
闻潜教授的主要学术主张是，中国市场经济应该建立起既不是生硬的计划调节又不是自由放任的自我调节而是他所谓的适度调节的机制；以此形成中位价值（而不是高位价值或者低位价值，这是他自己提出的特有的价值概念。）支配的市场，他将其命名为均势市场；而一旦情况式微，经济启动的方式，也应当进行从传统的投资启动向消费启动的转换。这些成果，发表于我前边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以及《金融研究》等一流学术期刊，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闻老师为人低调谦逊。不过，他有一次对我说，如果社科院实行院士制度（当时正在酝酿学部委员制度）。第一批他不敢说，但第二批选上他很有信心。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实力的。
第二学年开始，进入写论文阶段。我的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比较单薄。闻老师让我除了把《资本论》再仔细阅读一遍外，必须把这个基础打牢。他特意说，博士生不一定要沿着老师的学术之路走或者为老师的学说添砖加瓦，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那么俗气，而必得发挥自己的特长。于是我把经济学经典著作，与论文选题有关的重要文献以及经济数学都恶补了一大通。我后来能为研究生讲授公共经济学和高级微观经济学也得益于这一段的潜心研习。
应该说我论文完成的还可以。答辩的时候，答辩委员们给了不少肯定和鼓励。
研究生处开始的安排是社科院李京文院士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但当天他要去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重要活动，临时改为刘方棫教授。答辩后，老师们建议我去做博士后，继续开掘选题的理论深度。
我和刘方棫教授，一直保持着联系，是忘年交。他1931年生于北京，真正的美男子，今年已经92岁了。我最近一次看他是前年，他行动稍有不便，但精神还是那么矍铄。
而闻老师和刘老师的友谊从一块读研究生时就开始了，真是令人羡慕。对了，刘方棫教授还是前总理李克强的硕士导师之一（当时北大实行的是导师组制度），以及《经济科学》第二任主编。
还有，闻老师与李京文教授，卫兴华教授，胡乃武教授，钟契夫教授，张维达教授（吉林大学等，这些高人韵士，都维持了长期的友谊。朋友不在乎多，而在乎是否与君子交，与互为增益者交。闻老师在与人交往上，是收获满满的，是幸福的。
闻老师的身体一向硬朗，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写作都是在白天，虽笔耕不辍但有节制，晚上从不熬夜，还和我说得每天喝牛奶。有一次他晚上散步时，不小心重重的摔了一跤，但什么事也没有，他认为是喝牛奶帮了他。
更重要的是，他对学术有一颗赤子之心，每日所想不过就是研究选题，就是学问，他从不论及其他人的是是非非，也对别人对他的议论比如孤傲等，不置一词。心无杂念，绝不蝇营狗苟，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个性格也影响了我。这些精神因素对身体健康也是很要紧的。
确实，闻老师是有点清高的，他身材高大，挺拔，衣着考究，一丝不苟，又自信满满，一派名士风范。
但他的内心平静柔和，温润如玉。他的性格，保持着某种孩子般的天真，一如他腼腆的笑容。我要说他的人格是高尚的。
他情趣还挺多，比如一旦有重要的国际足球赛，他会一改不熬夜的原则，半夜爬起来，把球看完，似乎是真爱。
不过，他烟几乎不离手。后听人劝，分多次吸完一只，保证一天不超过两只。
他的洒脱生活，一大半要归功于他的夫人乔淑琴老师（首都经贸大学）。她也许曾经有自己的梦想，但后来似乎就乐于做贤内助，觉得帮衬着闻老师就已经心满意足了。在一本书的后记中，闻老师写到：必须提到乔淑琴教授，实际上她是本书的一位作者。他的家庭生活也是幸福美满的。
1999年1月，我离开了中财，去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报到。我成为中央财经大学老师中的第一个博士后（博士后不是学历也不是学位而是为提升学术能力的一个专门经历或者正式工作，有很长的历史了）期间，我还为北大本科生上了课，在未名湖旁边的一教和光华管理学院一层阶梯教室都讲过。
博士后出站后，我有意不回中财，想去更大的学校先历练一番，有一天我在燕园南门附近，碰到中财时任教务处长李爽教授，他叮嘱我一定要回校，大家都盼着你回去，毕竟是第一个博士后呢。我支支吾吾的，也认为他在夸大其词。
2001年，我去了北航，就是想在新的环境中，锻造自己的能力。曾经沧海难为水。而一般地说，学校越大，人际关系就越简单些。我喜欢简单。
北航南门离中财的合住小区不过几百米，我也隔一段时间就去看望闻老师夫妇。只是后来我自己的事情多了起来，去的就少了。
2008年春节前，他受邀去看洛阳牡丹花会，那个时候已经办了退休手续，可以自在活动了。
也许就是洛阳之行，他不幸肺部感染了。开始不以为意，毕竟身板一直那么结实，但不想情形急转直下。
我在出差回北京后，立即赶到友谊医院，但医生已经不让去打扰，他也没有力气再和人讲话。我隔着门玻璃看到的是闭目躺在床上的老师，难过的无以复加。也有极度的内疚，来的太晚了。
2008年6月26日，他走了，78岁。不算高寿，特别是和他一直的健康和精神状态不相称，这更增添了大家的难过。
但我觉得，他又是很幸运的。由于他的天分和坚韧的努力，在自己挚爱的事业上，开拓出一片令人侧目的天地，实现了自己梦想。他培养了几十位优秀的硕士博士，有的在学术上颇有成就，比如当选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当初学校费劲申请博士点，到可以给别人审定博士点，怎么说也是值得骄傲的事。还有的成为重要的国家金融和经济工作部门的领导者，以及大牌专家学者，恕我不便提及他们的名字。当然，这其中肯定没有我，我还差得多。
而他的那些论文和著作就是他的纪念碑，表示经济学的殿堂他来过，思考过，贡献过。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生命又是很长远的。
我和闻老师是典型的中国式师徒。每次单独上课后，他总是叫我去他家里吃饭，我开始是不好意思的，后来竟成了习惯，去那里吃饭真成了家常便饭。多年来，他每天中午就是河南桐柏老家风味的面条。吃过多少顿面条，我数不清了。
他有时对我是很严厉的，这是他少见的不温柔时刻，偶尔因为我莽撞粗疏不免训诫一番，挺吓人的。但也是因为这样，我和他的感情就更不是一般的师生关系可比。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我幸运地遇到了关注学生心灵成长的闻老师。
几年前，学校把认为对学校学科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学者照片挂在教学楼一层的墙上，以激励后来者，闻老师当然也在其中，毕竟他的贡献特别重大。每每在他照片前走过，我都要放慢脚步，凝望。
在这个教师节，我想再次对他说：
闻老师，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