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的作者是亚当·斯密，他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也就是，他而不是别人创立了今天我们说的经济学。
那亚当·斯密是1723年出生，1790年去世。亚当·斯密生活的这个年代，正好就是中国的雍正和乾隆做皇帝的这段时间，几乎是完全吻合的。
亚当·斯密是生在英国的英格兰的爱丁堡（苏格兰的法夫郡）一个叫柯科迪的镇上，他的童年生活是不太幸福的，他是一个遗腹子，就是他没有见过他父亲，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父亲就已经去世了。
他这一辈子就和他母亲相依为命，也没有结婚。对，他是一个著名的光棍，就是很多人类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结婚，当然爱因斯坦是个例外。
那么他读书主要是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他后来回忆说牛津大学这一段，嗯，不怎么幸福，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大概主要是一些个宗教的教义或者拉丁文这些，他回忆起来是不怎么愉快的。还有他4岁的时候，被⼀个吉普赛⼈给拐走了，后来被他叔叔给找回来了。反正他的童年、他的生活是不太幸福的。
他做过很多的工作，一个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做过贵族的家庭教师，这个当时也算一个很崇高的职位了。当然他还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讲课，他讲的课当然肯定不叫经济学，因为他之前还没有经济学，它叫作伦理学以及道德哲学，上这些课。他也做过苏格兰的海关的部长（关税部⻓），在晚年。
当然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写了两本书，一本是1759年写的《道德情操论》。那很多人就会说，我很喜欢《道德情操论》，很多人会推荐别人看《道德情操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没有读过这个《道德情操论》。因为你要读《道德情操论》，你就知道他写的其实不是什么道德情操啊，很多人误会了这本书，望文生义就给大家介绍这个《道德情操论》。其实没有多大关系的，这本书是很了不起的伦理学，或者是哲学著作了。
当然亚当·斯密这一生，最大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著名的《国富论》，它的全称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个书是在1776年出了第一版。
1776年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因为这一年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一个就是吹响了人类追求自由进步的号角，一个吹响了贸易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号角。
那么亚当·斯密他有一段时间是去旅游到欧洲⼤陆，主要是法国，这段经历对他这一生开阔眼界非常重要，也是促成他写《国富论》的一个主要的诱因。
我们先说这个书的名字，什么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它说的是国民财富的事。
什么叫国民财富呢？就是国和民的财富，就包括国，也包括民，但是主要说的是民。就这个财富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怎么来、怎么创造它，这就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这个书名本身的含义。
这个书1776年出版之后，就迅速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流行，然后慢慢到了日本，但是中国人最早接触这个书的是严复他们。我们知道，严复先生是福建闽侯人，像我们到这个福州去三坊七巷，你就会看到有很多名人的故居。比如说像冰心，像林则徐，也有这个严复。
严复他小时候就去了英国留学，读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他回国之后就做过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他也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当的时间比较短，他也当过复旦公学的校长。
当然他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做校长，而是他翻译了很多世界名著，比如说《天演论》。什么叫天演啊？王国维先生把它改成“进化论”，赫胥黎的这个《天演论》就是《进化论》。比如说《群己权界论》，就是约翰·穆勒的《论自由》，《群己权界论》要比《论自由》这个名字翻译得好。
其实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分不清自己跟别人，经常不把自己当外人。那严复就把《论自由》翻译成了群己，我自己和群之间。那个界限在哪？就是人的文明，文明的这个起步应该是一个界限感，很多人就没有界限感，在群己权界里。比如说《法意》，就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同时他也翻译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翻译的名字叫《原富》，原来的原，富裕的富，意思就是富裕的本原，是由这个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这个书社出版的，南洋公学就是现在著名的上海交大（和⻄安交⼤），1901年这个严复先生就把它翻译成了中文。但是一方面那个时候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外国的思想，只有最先进的人可能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严复先生他用的是这个古文的那种形式翻译，所以说流传不远，但是很重要。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翻译版本，市面上有好几种，但是翻译得最好的是1970年代，1972年由郭大力和王亚南（1930年初版，1972年再版）二位先生翻译的。
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比如说像这个厦门大学还有一个叫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因为王先生做过厦门大学校长，郭大力先生是个老革命家，就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共同翻译这个《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为什么要翻译这个东西？为什么在1970年代初翻译（再版）这个东西呢？因为大家知道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那么英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比如《资本论》它的主要的参考来源包括这个《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更包括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就是我们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需要，或者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需要，这二位才翻译了它。但是他们翻译得是如此的好，这两位的英文都是不用说的了，然后他们的汉语的功底就更深厚，我们读起来就非常地舒服，有一种美感在里边。
当然后来还有人也翻译这本书，比如说可能我认为也翻译得很好，但是不如郭先生跟王先生翻译得那么优美的，就是南开大学的杨敬年教授，他也翻译了⼀版。当时他已经是八九十岁，
而且他也是留学回来的，他的经济学跟英语都非常好，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不如郭大力跟王亚南二位先生翻译得好。
这个书就简称叫《国富论》，因为它的英文的原称叫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是它说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但是简称就叫《国富论》，就是The Wealth of Nations，我们民间一般就简称为《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圣经，因此亚当·斯密才成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这并不是说此前没有人研究经济学，但是只有发展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就像恩格斯说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亚当·斯密那里，它所包含的体系已经形成，因此亚当·斯密是真正的、公认的、唯一的现代经济学之父。
虽然此前也有人研究经济问题啊，你比如说王安石，他也研究过政府的税收问题，比如说司马迁也有很多非常精到的见解，但是他们都开创不了经济学，它必然是一个体系才行。就是他把对经济的研究，搭建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框架、一个体系，这个任务是亚当·斯密完成的。
那么《国富论》它有五篇，它包括了五部分，它第一篇叫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的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这是它第一篇的名字，也是它最重要的一篇，是亚当·斯密的“财富论”。你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吗？就是这一篇就是关于财富或者是关于价值的理论，就是价值论或者是财富论，这篇是亚当·斯密这个《国富论》的最重要的一篇。
这篇他就讲什么东西？他就讲什么叫财富呢，财富就是生产的商品的总量，商品的总量就叫财富。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呢？就这些商品有什么共同特征呢？那就是它是由劳动创造的，或者说包含人类的劳动。马克思就说，古典经济学是坚持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也是一方面，至少有某一方面他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
那么财富是商品的总量，是劳动创造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增加这个财富的总量呢？亚当·斯密说，这就要提高劳动生产力。那么什么叫劳动生产力呢？就是劳动者或者是工人他们的生产的这个技巧、熟练程度以及判断力。
那么提高劳动生产力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亚当·斯密讲是分工。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前三章讲的就是一个事儿，就是分工。那为什么他要强调分工呢？为什么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呢？他说三个原因。
第一，分工使技艺日进，技术的技，艺术的艺。比如说我们练射击的人，那你天天打，因此你就打得非常准，可能经常是10环；那你练跳水的，天天跳，那跳得就好，你那个水花就漂亮、就少，对吧。欸，就分工使技艺日进，这是第一。
第二，他说分工节约了人们从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的时间。因为分工说得极端一点就是你只干一件事，你就不用再从一个工种转到另一个工种了，它节约了从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的时间。我们知道人是个有限的生命，节约时间就相当于延长生命了，当然可以生产更多的财富啊。
第三，他说分工促进了某些技术发明。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会发明一些生产的技巧，会有些专利的发明，就是因为这是分工的结果，所以说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
亚当·斯密举的一个最有名的分工的例子是制作扣针。18世纪后期的扣针，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不分工，就一个人什么都做——因为做扣针有18道工序，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结，一个人装上圆头，一个人磨那个，还有做其他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什么都干，做这18种事，那这个人一天也做不了一枚扣针。但是如果每个人只做这18道工序当中的一道，别的17道都不用管，那么一个人一天可以做4800枚扣针。你从一枚都做不了，到可以做4800枚，这个生产力就大大地提高了。这个例子是非常有趣的，就是说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力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在第一篇里，亚当·斯密也提出了这个比如说工资，比如说地租，比如利息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非同凡响之处，最重要的他讲的这个财富的性质以及强调了分工，这就是第一篇。
第二篇它叫作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途。这第二篇，实际上是亚当·斯密的关于资本的理论，或者叫“资本论”。这里他就说，财富增加的第二条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劳动力在总的人口当中的比例。
因为你刚才说了，你第一个提高什么？这个效率、这个生产力，第二个还有劳动者还要多、工人还要多，就这个意思。那么你怎么样提高劳动者的数量呢？他说，要有机器，或者说要有资本。因为劳动力只有和机器相结合或者跟资本相结合才能做工作，才能进行这种更有效率的生产。
因为亚当·斯密在的那个时期，18世纪后期，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有较大规模的发展了。你这个分工越多，你所需要的机器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就是亚当·斯密他既坚持说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说资本也形成或者创造价值，所以说亚当·斯密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不彻底。虽然他也承认劳动在形成价值当中的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也要清醒一点，就是它还是不一样。虽然它也叫劳动价值论，整个古典经济学都是讲劳动价值论，这就是第二篇。
亚当·斯密的第三篇，它叫作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这篇考察的是欧洲各国的经济史，因为我刚才说了，亚当·斯密有一段他是去到欧洲大陆旅行，所以他就有了这一篇，讲的是欧洲各国的经济史。
什么叫作自然的发展呢？就是他认为这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增加财富，你是有一个自然的顺序的。亚当·斯密其实很强调自然顺序这个说法，这个观念他是有的。他说资本先要支持农业，然后再支持工业，最后再支持这个国际贸易，他觉得是这样的，是一种正常的积累财富的或是说创造国民财富的一个自然的过程。
他讲了几个部分的内容，一个是说这个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乡村的经济的自然发展，一个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城市的兴起和经济的自然发展，一个是城市的商业对农村的支持，这就是他第三篇的内容。
这个第三篇并不重要，如果你读《国富论》，其实我也不主张说大家再认真去读《国富论》了，那么即使你读的话，第三篇你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它对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启发的意义了，但是这是表明了亚当·斯密当时对欧洲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观察。
但是亚当·斯密这个观察，对后来的经济学家是有启发的。你比如说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那他获奖的原因是新经济史，就是用一种新的经济学的方法去观察、重新解释人类的历史。
他得出的结论是，为什么英国先后战胜荷兰、西班牙、葡萄⽛、法国而成为世界老大，就是因为英国建立了一种有效率的私有财产制度，也就是大家通常都知道的圈地运动。就是英国的崛起，完全是由于圈地运动的保护私有财产的这个结果。当然我们会说，圈地运动造成很多的这个悲剧，但是就英国的崛起来讲，是因为圈地运动，所以有一个世界名著叫《西方世界的兴起》就解释了这个现象。
大家可以想，比如中国的农村在承包制之前，在农村改革之前，我们80%的人在农村，但是我们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温饱问题的真正的彻底解决，正是因为承包制的推行。而承包制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在承认、在继续坚持这个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让农民有了对于这个土地经营的这个完全的自主权。
也就是一种农村土地产权的改革，解决了中国长期以来我们努力了多年，而且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农村兴修水利、农业机械化，我们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有解决的，用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就是尊重产权的重要性。这一点其实就是道格拉斯·诺斯说的，但是道格拉斯·诺斯这个学术的传统也是来自于亚当·斯密，就考察经济的历史是重要的，但对我们读书来讲，你可以略去，这是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它叫作论政治经济学体系。我刚才说了，就是研究经济问题并不是从亚当·斯密开始的，只是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也就是成为一门科学，这个任务是由亚当·斯密完成的。
那么在亚当·斯密之前有两派，就是从欧洲的角度或者从西方的角度，有两派经济学是在亚当·斯密之前就有的，一个就是著名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是开始于15世纪，流行在16世纪和17世纪，重商主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什么叫重商主义呢？就是重视商业。那为什么重视商业呢？也就是它不重视什么？它不重视生产。为什么重视商业而不重视生产呢？因为人们的一个直观的观察就是，生产的东西不一定是财富，你生产出来之后没人要，那就是废物，那就不是财富。但是贱买贵卖、低买高卖，你肯定能增加价值，你肯定能创造财富，因此商业很重要，就叫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或者前期它叫重金主义。什么叫重金主义？它说财富就是金银，金银就是财富。那么它后期就叫贸易差额论，也就是说这些个重商主义的主张，以及受他们蛊惑的各国政府，都特别重视对外贸易，都特别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因为你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造成顺差，这个顺差就会造成外国的金银流入本国。如果你进口大于出口，那么你的流出就是净流出了⾦和银，因此这都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
就是那么这个东西，本身它有内在的矛盾在里边。矛盾在哪里呢？你各个国家都反对进口，那你怎么出得出去呢？所以实际上这个贸易差额论，它内含那种要发动战争的这种思路。
但这种重商主义，对后来人类的⺠主国家的发展也造成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到今天，比如中国，我们就很喜欢顺差，也就是出口多、进口少，有时候我们也⼈为地造这样的顺差。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什么？比如说美元净流入中国。就说重商主义，可以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这个对外经济关系当中，我们也有一点点重商主义的影子。
重商主义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著作，但是它的政策主张还是蛮厉害的。比如说有个托马斯·孟写了一本书，叫《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马克思说这本书是重商主义唯一的福⾳书。
还有一派就是更有名的也是更重要的，也是亚当·斯密非常重视的、更重视的这个，叫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实际上是比较鄙视这个重商主义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拎不清状况，但是亚当·斯密对于重农主义是非常尊重的。
重农主义就是重视农业的意思，那为什么重视农业呢？它也是跟重商主义啊基于同样的感官上的观察。它认为除了农业以外，其他产业都不创造价值，都不生产新东西，它都是财产的或是财富的位置的移动，或者说是重新的排列组合，但是并不产生新的财富。
你好比说我们造一个桌子，造桌子就没有增加财富，为什么？因为你造桌子用的木头，本来就在山里边长的，你把它砍下来移到了这里啊；你用的那个钉子就是在山里睡觉，你把它开采出来，移到这里，你没有增加一个分子的新东西。因此他说，除了农业，其他的产业，工业，商业更是倒来倒去，它更不创造价值啊。
农业则完全不同，你看中国人有人写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欸，你种了一粒粟，收了万颗子，那多了9999颗，那不就是增加了财富吗？所以农业是唯一的生产的产业。农业这个阶级，比如地主，它是唯一的创造财富的这么一个阶级，其他的产业的财富都是从农业转移过去的，都是剥削的农业。因此你要课税的话，重农主义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税收的政策的主张，就是如果你课税的话，你就只要收农业税就行了，收单一的农业税就行了，这是重农主义的主要的理论跟它的政策主张。
重农学派的领袖就是著名的弗朗索瓦·魁奈。魁奈是一个大夫、医学博士，医术比较高明，曾经让人起死回生。他到了70岁，70岁当时按平均的预期寿命来讲，那已经是耄耋之年、马上就不行了，但他身体挺好。他到70岁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信徒，这些信徒有的就做了法国的省长，就是因为很爱他的老师嘛。
那么魁奈为什么到了70岁研究经济问题还这么风生水起呢，就是因为他是法国当时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夫人的好朋友。这蓬帕杜夫人当时是一个社交名媛，非常美丽，但是她又很有学问，情妇跟现在的概念不一样，当时的情妇还是很受人尊敬的。那么就是因为他跟蓬帕杜夫人的友谊，使他有机会把他的研究室就设在凡尔赛宫，然后聚集很多信众。
那重农主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亚当·斯密就说，重农主义还算有点道理。那么魁奈这个本人他很喜欢中国，他很喜欢孔子的学说，他写了一本书，叫作《孔子简史》。因为当时整个的法国的学术界，都对东方的中国这个大国非常地迷恋啊。
这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但是亚当·斯密都不同意它们的基本观点。因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这个书的第一篇的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也就他开始就说了，只要你运用了劳动产出的东西，你甭管你是农业还是工业还是商业，它都创造价值。
并不是只有商业交换，并不是只有农业“春种⼀粒粟”，才创造财富、才生产价值，所有运用劳动的产业都生产财富，都创造价值，它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都是错误的。重要的是，正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同时，亚当·斯密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他说每个人都力图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能实现最大的价值。一般说来，他既不企图增进社会福利或者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在多种程度上能增进公共利益，他仅仅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去做事。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比如说郭大力跟王亚南先生的译本是说，他仿佛受着一只看不见手的引导，使他去实现一个另外的目标。但也并非事出本意就对社会有害，相反地，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行事，往往要比从他人的利益出发去行事，对社会来得更好。
这一段话实际上本来并没有很大的原创性，因为《圣经》里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但最后会皈依神的意志。可是亚当·斯密的这段话是石破天惊的，我们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别人好？你只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你对自己好就行了。你对自己好，要比你从利他出发更利他，就是利己是最好的利他手段，这一段话是石破天惊的。
看不见的手在《国富论》里边只出现了一次，同时它也在《道德情操论》里边出现了一次，因为亚当·斯密这一辈子就用了两次，一共就使用了两次看不见的手，但是后来的人们是非常地重视它，非常在意亚当·斯密的这段精彩的这个论述啊。
大家知道，这个思想并不是亚当·斯密独有，除了《圣经》，我们就看到这个司马迁，就是写《史记》的这位，他最后一篇叫《太史公自序》，他倒数第二篇叫什么呢？叫《货殖列传》。《货殖列传》是司马迁关于财富的宣言书，这一篇我们都要去读一读，就是说，你其实不读《国富论》都没什么，我觉得你读司马迁也蛮好，就是要读《货殖列传》。
司马迁他在《货殖列传》里边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和亚当·斯密的看不⻅的⼿的表述几乎是如出一辙。他说，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他说，这是没有什么人下命令让大家到这里来做买卖，每个人都会发挥自己的强项，做自己最拿手的。这个东西如果卖得太贵，我就换个地方卖；如果你买得太贵，我就换个地方买。人们追逐自己的利益，这种追逐自己的利益就像水往下走一样自然，如果你往上走就不自然了。喷泉就是不自然，它是机器加压，对吧，这就是道。
这和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其实是如出一辙的，但是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是1776年，司马迁比他早1800多年，所以这个思想并不是亚当·斯密的独有。但是亚当·斯密的论述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这就是我们说亚当·斯密在这里，第一个他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学说。看不见的手是什么？看不见的手就是我们说的市场。可是我们再进一步地追问，我们天天说市场、市场经济，那究竟市场是什么东西呢？那我告诉你，它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个人，市场的两个字就是“个人”，它最本质的东西是个人的一种⾃发的行为，这种自发行为是基于自利。
因为亚当·斯密不是说了，就是人们既不想增进公共福利，也不是说他在多大程度上增进公共福利，他仅仅知道他自己的利益。就是从自己的这个利益出发去做事情，这叫自发的行为。人的这种受自利引导的自发的行为，以及产生的这种合作秩序，它的扩展这就是市场。就市场的本质，是个人的自利下的一种自发的这个行为，这叫市场。
另外一个，他提出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我们知道任何一门科学，包括统计学，都不是真事。你比如说几何学，几何里边的点是只有位置没有大小的，你是点不出来，你点出来的东西都不叫点；直线是没有宽度的；那圆你是画不圆的。还有说更圆，没有更圆这一说，圆就是最圆，没有什么更圆，你也画不出来。它都是理想中的东西，它都不是真事，它不是。
科学的理论是一套什么？是一套自洽的假说。当然你说迷信、胡说八道也是一套假说，但是它们的区别在哪呢？区别在于说科学的理论可以指导你的实践。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可以指导我们认识这个天体现象，对吧；比如说牛顿的三大定律，这也是一种假设，它是指导我们认识什么？这个自然世界。这是它们的区别在这里，就是科学都不是真事，它都是基于它自己的实用范围，过了这个范围之后它就不对了。
那么经济学如果你是一门科学，你也要划定自己的领地。亚当·斯密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创立者，他给经济学划定的领地是，我们要假定人是理性的，人是经济人。
什么叫经济人？就是理性的人；什么叫理性人？也就是他是追求自己利益极⼤化的人。因为第一，他追求自己的利益，第二他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亚当·斯密他除了提出来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就是市场这个概念之外，他还奠定了经济学的适用范围，就是他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
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你就不要学习经济学。经济学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对的，假定一个人他是不理性的，那么他的行为就不是经济学能解释的。好比说一个企业如果不追求利润，一个消费者不追求自己效益的极⼤化，那么经济学就是无法解释这些人的行为，他是不理性的、疯子的行为，经济学不解释。
经济学假定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或者说所有人都是同样聪明的，大家都不是傻瓜。如果你是个傻瓜，你的行为我是无法预计的。我认为其他条件不变，你这个东西越便宜你愿意买；我认为其他条件不变，给的你工资越多你越高兴。如果你不是这样想，你不是我们经济学跟经济学家认识的对象。这是经济学开始就设定好的，这就是它的假设。
如果你不怎么怀疑假设，那我就要恭喜你进入了科学的殿堂；如果你怀疑假设，你说这可能不对，那你就不要学它，你永远进不了科学之本，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叫作《镜花缘》。有一个国叫君子国，什么叫君子国呢？就是说每个人都追求别人利益的最大化。什么意思呢，这才叫君子，那就是说卖东西的追求价格越低越好，买东西的追求价格越高越好。你看当你买东西追求价格越高越好的时候，你不是在追求别人利益最大化吗？当卖的人追求价格越低越好的时候，你不是追求对方利益最大化吗？
他们就到了这个君子国，才发现迥然不同。是这样卖东西的：这东西原来多少钱，本来想卖10块，5块给你，5块拿走。买的人说这么好的东西卖5块，20，我们20买。卖的人说，我跟你说5块钱我都有赚头，这样，1块钱拿走，别废话。另一个说，100块我才买。两个人都不相让，最后说，我不要钱，你拿走。另一个说，我给你500块我才能拿。
大家想想，这都是君子，但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无法成交。一开始5块跟10块的差距尚小，你后来不要钱和500块的差距就更大。你越来越大的话，你这个买卖是做不成的，如果你买卖做不成的话，你想想你还会有继续的生产吗？你还有下一期的生产吗？当生产停止，后果是灾难性的，人类就要灭亡。
实际上这都属于装的行为。你比如说我是个小人，到了这个君子国，我一下就能把这些君子都消灭掉。我这样说，我看见市场上这么多卖东西的，我就喊一声，大家注意，把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免费拉到我家去。他们同不同意？他们立即欢呼，太好了，终于等你来了，哎呀，就等着你收拾我们了。那我一下就把他们消灭掉了，所以小人一下就可以把君子什么？消灭光。
实际上我们都是追逐自己利益极⼤化的小人，当然这不是说道德不重要，道德起作用，它一定是在双方利益不对等的情况下起作用。
比如说，为什么在公交车上我们见到老人、见到孕妇我们要让座呢？因为不对等，因为他身体差，他们需要关照，这时候就需要道德。如果你反过来说，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大爷给一个 20岁的美女让座，你认为这个老大爷是在做好事吗？No；是因为他有道德吗？不，你认为他有耍流氓的嫌疑，对吧，你不要看见一些人这样做，就觉得他真的是在帮助人啊。
周星驰演一个电影，他女朋友说，你如果在附近看见一个瞎眼老太太过马路，你立即要把她搀过去。果然有个瞎眼老太太过马路，他立即就把她搀过去了。这个老太太说，你是谁呀，我刚好不容易过来，你又把我搀回去了。
所以说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因为亚当·斯密说的这个经济人假设，它实际上就等价于说消费者要追求效用的极⼤化，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当然社会也要追求最好的结果，对吧。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的行为才是可以预期的，经济学才是有用的。
我们前边提到斯密还写了《道德情操论》，有人认为它和《国富论》的论调是相反的，是有矛盾的。 有一个问题叫亚当·斯密问题，什么叫亚当·斯密问题呢？因为传统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很重视这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也就不能不重视《国富论》的学习和研究。前苏联的学者提出来亚当·斯密问题，什么问题？他认为亚当·斯密这个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说自利或者理性，或者是利己之心，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资源，另一方面他又写《道德情操论》，他就说利他之心才是促进社会进步之源，这就是正好矛盾啊。
但是熊彼特就说过，没有亚当·斯密问题。我们中国经济学的大师陈岱孙先生说，也没有这个亚当·斯密问题，亚当·斯密这个思想没有任何矛盾，这是个不存在的问题。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对于这个书的误读。误读就是说，大家认为说《道德情操论》就说这个讲道德情操利他更好。
其实亚当·斯密没有那个意思。亚当·斯密在这个《道德情操论》里边强调说，为什么人的本性是自利的或者是理性的，那么他也能做出一些个利他的行为来呢？他解释的是这个事情。他并没有否认这个理性人的这个假设，没有否认。实际上，《道德情操论》讲的也是理性人，也是说人都是自利的，但是他说这种自利的人也有一些利他行为。
那后来的有人也对这个事情做了解释，就是说，我们有些人经常看见一些个做好事的人、帮助别人的人，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碰到过，我们每个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会做一些利他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们在公交车上给人让座，这个就不能上升到太高的高度，因为孟子就说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最早不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对吧，人之初性本善，就是人是有一些个利他的天性的，孟子说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比如说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趴在这个井边玩，你就会生出怵惕恻隐之心，就是你会害怕，你这种心思实际上也是一种利他的一端。孔子也说过，说“吾未⻅好德如好⾊者也”，也在说这个事情啊。
也就是他们都认为这个人性是复杂的，不是只有一面，但是哪一面是本性的呢？亚当·斯密说，这个理性是人更本质的一面，或者说这些人的快乐源泉，或者他的偏好当中他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偏好。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有利，他是高兴的，但是如果一个事情对他人有利，他们更高兴。
比如说，我们问一些做好事的人说，你为什么要做好事？他们往往会说，因为我帮了人之后我更快乐了。你看，如果说这些人做好事他这样说，其实我挺后悔做这些好事的，几乎没有人这样说。这说明当我们做一些有些利他行为的时候，或者说发挥人的一些神性的时候，我们会更高兴，也就是也是为了自己更高兴，就是我高兴这样做。如果换句话说，如果不这样做，我可能反倒不高兴。
所以说，他并没有否定经济人的假设。
这是《国富论》的第四篇，就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
最后一篇，它叫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这一篇讲什么？这一篇讲的就是我们一些大学里开设的那个财政学那个专业，那讲的是国家的财政问题。他最有名的是提出了赋税的四原则，就是政府要课税，你要坚持这个四个原则。
第一叫平等。什么叫平等？每个国民都应该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取得收入的比例，交纳国赋，维持政府，这就叫平等，是吧，所有的一切贵族不纳税的特权都应该取消。你看，就凭这一点来说，亚当·斯密是代表了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里说，资产阶级在他们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他们所创造的⽣产⼒，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那亚当·斯密也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说所有的不纳税的贵族的特权都应该取消啊。
第二叫确实，就是确定的意思。国民交纳税赋的数额，这个方式就应该是预先确定的。亚当·斯密说，确定比平等要重要得多。这税收再不平等，它危害尚小，但是税收稍不确定，危害甚大。也就是你必是预先确定的，就是征什么税、征多少，预先确定的，你不能随意地更改。
第三就是便利，就是纳税的⽅式、⽇期、环节应该给纳税人最大的便利。你比如说，你在秋收的时候收这个农业税，你别在播种的时候把他种子拿走，对吧，就这意思。
第四要节省。什么叫节省？他说要尽力地使人民所付出的，等于政府所得到的。就是你别有浪费，不要征税的成本太高啊。他还说，税吏不要频繁地访问这个工商业者，而且惩罚，对那些可怜的逃税未遂者的惩罚也不要过重，因为这样的话社会就失去它本来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这个资本的一部分啊。
这四项原则，就是平等、确实、便利、节省，至今仍然是指导各国税收、制定税收政策的一般的原则。
那么政府收税以后干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就认为，亚当·斯密是一个小政府的这样一个主张者。亚当·斯密就说，政府或者是国王你主要是做三件事情：第一，保护一个独立的社会，使它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入侵和侵害，也就是建立国防；第二，尽力保卫每个公民个人，使不受其他公民个人的侵犯，也就是建立严正的司法机构；第三，建立某些公共工程或公共设施，这一点争议特别大。
有人说，既然连亚当·斯密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代表都主张政府搞公共工程，那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那就应该多搞。不是，亚当·斯密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是郭大力、王亚南先生的这种翻译的这种习惯：设若这些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当它们由⼀个⼩社会经营的时候，它的所得不能偿其所费，但是当它由一个大社会经营的时候，它的所得能够偿其所费而有余。
也就是亚当·斯密他对这个公共设施跟公共工程的建设，他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的，就是不是说可以无限扩大的，也就是他还是主张的是一个比较合适范围的政府的职能，这就是亚当·斯密对于政府的职能的一些看法或者规定。
这就是五篇，亚当·斯密这五篇就是说价值论、分配论、资本论、经济史、政府政策，这些东西合起来，就把对于经济的分析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当·斯密创立了现代经济学，所以说他才是现代经济学之父。所有学习经济学的人，以及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都要了解一点《国富论》，因为它是经济学的“圣经”嘛。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不一定去读那些细节了，那些细节都对我们今天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而且亚当·斯密这个《国富论》，它当中正确的部分已经体现在我们的经济学课本里了，所以说你完全可以不读，但是你要知道这回事，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的，我觉得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里边有三次提到中国的情况，第一次他就说，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民最勤劳、耕作技术最精良的国家，但是它的发展停滞了。现在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就和500年前，就是18世纪后期的时候那个500年前，就是马可·波罗到中国的时候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不再进步了，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他就说广州。他看那些材料说，广州那个港口外边停着很多外国的商船，而广州的底层的人民当中的一部分特别穷困，他们就住在这个外国商船的旁边那个破烂的船上。他们这个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他们经常要捞取那些外国商船扔下的那个食物垃圾，觉得还很美味。就是底层人民的穷困，让他比较震惊。
他第三次他就说，这个中国虽然它的发展就是停滞了，但是似乎还没有出现衰退的这个迹象啊。就比如说那里可耕地都被耕了，没有地在撂荒，也没有一些废弃的城镇。因为大家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中世纪就是5世纪到15世纪了，就是西方的这个中世纪，它前500年叫作黑暗时代。在黑暗时代那是一次大倒退，就是欧洲的所有的这个城邦都消失了，这一次大的，中国他说没有出现这个大的倒退，还算维持着，虽然它不再进步了啊。
当然他可能也不太了解中国，他可能不如这个重农学派更了解中国。重农学派很注意收集中国的情况的，你比如说杜尔哥就是重农学派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了，他就让他的学生去中国去做一些调研。当然他派的学生也没调研，回不去了，但是就是法国的学者对中国就是更了解，亚当·斯密就是泛泛地了解，但这个不是我们谈论的东西。
这就是《国富论》的大概内容。那你说《国富论》这个书有没有缺点？有缺点，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啰唆，行文啰唆，就是你隔个十几页、二十多页看，内容还能连续，这可能是伟大著作或是初创著作都难免的一个毛病。
因为亚当·斯密写《国富论》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有意识地要创造个经济学，他没这样想，他是不期然的，是后来我们认为他创立了经济学。他就是随性写作，与其说是他在写经济学，不如说他当时在随性地写一个18世纪后期英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情况的一个风景画。
意思是，我们读这个书可以当成一个通俗的小说类的文学作品来读，你可能收获就更大。如果你是正八经地去寻找这里边的跟现代经济学类似的原理，你可能不容易找到很多。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要说，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对于看不见的手的看法，他对于经济人的假设的初步的描述，以及他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因为亚当·斯密实际上提出一个叫作绝对优势理论，当然比不上李嘉图的比较有水准，但是他还是提出了应该做自由贸易，就是他吹响了自由贸易的号角。
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第一个自由贸易或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他奠定了经济学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这一点在后来的这个历史长河中被人们质疑过，被一些政策打扰过，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的古典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我们最应该珍视的啊。
在我们今天，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今天，我觉得亚当·斯密的关于市场的论述，也就是关于看不见手的论述，关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关于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财富的认识，以及关于政府的税收的原则，这些论述对我们更好地、更准确地理解市场，理解市场经济，拥护市场经济，我觉得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启发。因此我觉得大家在业余时间，不妨来略微地浏览一下这个书。
尤其是我们各级的官员朋友们，如果他们能够更多地看到亚当·斯密的这些思想，可能他们在这个主观意识上，他们对市场的干预可能就会少一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可能我们的学者们、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们、企业家们，可能是有必要来重温或者来学习这个《国富论》的。
关于这个《国富论》，经济学四大名著解读的第一本，那我就给大家解读到这里，谢谢大家。💸